12月13日当地时间21时35分，韩国检察官就前总统尹锡悦被控发动政变指控作出量刑要求，要求法院判处尹锡悦死刑。
求处死刑
2024年12月3日，尹锡悦宣布实施《紧急戒严令》，试图派军队占领国会大厦，逮捕部分议员，在绝大多数议员和社会各界普遍抵制下不到一天便以失败告终。
2025年4月4日尹锡悦弹劾案成立，他随即被解职并在10天后以“内乱罪”遭起诉，。同年6月，韩国国会专门涉及尹锡悦的《内乱独检法》、《金建希独检法》和《蔡上等兵独检法》，并成立了以前监查院代院长赵垠奭为首、由三位独立检察官组成的内乱案特检组。
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417号法庭，冗长的11小时法庭辩论期间，内乱案特检组成员、特别检察官助理朴志英代表特检组表示，“为了防止悲剧重演，需要比全斗焕和卢泰愚的判决更为严厉的判决。对于没有任何减刑情节的被告人，寻求终身监禁是否符合量刑原则，必须进行仔细审查”、“最低法定刑罚不足以惩治被告人，因此我们寻求判处死刑”。对此尹锡悦微笑环顾四周，旁听席上，支持重判尹锡悦者发出哄堂大笑，而尹锡悦支持者们则破口大骂“疯子”、“胡说八道”之类的侮辱性话语，迫使法官池奎允出面制止。
展开剩余83%最终，内乱案特检组认定尹锡悦为内乱幕后主使，要求判处其死刑；特检组要求判处韩国前国防部长金龙显终身监禁，金龙显被控“与前总统尹锡悦沆瀣一气”，全面指挥了扰乱宪政秩序的一系列叛乱行为，“他的行为与前总统尹锡悦并无二致，而且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曾反思或为造成巨大破坏的叛乱行为道歉”；要求判处前国家警察厅厅长赵志浩20年有期徒刑，特检组指控他“通过完全控制国会的出入口，并协助武装士兵进入，削弱了国会制衡总统滥用戒严权力的制度手段，例如通过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支持调查人员响应国防反情报司令部的要求，尝试非法逮捕国会议长和党内领导人，并深度参与了所有决定本案成败的关键叛乱行动”；要求判处前情报司令官卢相源30年有期徒刑，他被控试图组建“第二调查组”调查选举舞弊指控，特检组指出“甚至在国会通过解除戒严令的决议后，该被告也在前总统尹锡悦面前与被告讨论了未来的应对措施。与其他同谋相比，该被告在这场叛乱中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要求判处被控在紧急戒严令颁布当天于一处安全屋会见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并接收封锁国会计划的前首尔地方警察厅厅长金奉植有期徒刑15年；要求判处前首尔地方警察厅国会保安室室长穆贤泰有期徒刑12年；要求判处前国家警察厅国家调查室调查策划协调员尹承荣有期徒刑10年；要求判处被控向卢相元泄露宪兵名单的退役陆军上校金容根有期徒刑10年。
在结案陈词中，检方指控尹锡悦是“叛乱”的幕后主使，其动机是“对权力的渴望，旨在建立独裁统治和长期执政”。检方指控尹锡悦对其威胁“宪政秩序和民主”的行为“毫无悔意”。检方表示：“本案中，叛乱的最大受害者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量刑时没有任何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必须处以重刑。”
检方还以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寻求判处尹锡悦10年监禁，首尔一家法院预计将于16日对此案作出判决。此外，他还面临一项协助敌方罪名的审判，该罪名指控他下令无人机飞越朝鲜，以加强其宣布戒严令的努力。事实上，尹锡悦目前共面临八项与“9.3”事件相关的刑事指控。
与此同时，尹锡悦的辩护团队为了帮助他及其同伙，进行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辩护。在当天法庭辩论期间，他们将尹锡悦比作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布鲁诺（Giordano Bruno）等因坚持真理而被迫害定罪甚至迫害至死的外国历史人物。他们一再采用拖延战术，导致庭审过程被一再拖长。
尹锡悦拒绝认罪，并为自己在“12.3”颁布《紧急戒严令》作出辩解，称“这是地敦请国家元首关注政治和国家事务，监督和遏制危害国家恶意的必要行为”。
当天在庭上，尹锡悦所发表的最后声明继续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称“作为肩负维护韩国独立、国家延续和宪法重任的总统，我的目的是告知人们国家正处于紧急状态，并呼吁他们合作克服危机”。他辩称，在国会专制主义引发的宪政危机中，他呼吁公众关注此事。对于特别检察官认为此次叛乱是为建立长期独裁统治而发动的政变，他予以驳斥，表示“这是一种与客观事实和基本法律常识相悖的妄想和虚构。如果过去有总统解散国会，强行通过全民公投修改宪法来夺取政权，今天的公民中又有谁会响应呢？”
量刑的“说法”
此前有“不失浪漫”的传言称，尹锡悦实施戒严令是为了保护其妻子金建熙免受潜在的腐败调查，但上个月，内乱案特检组结束了为期六个月的调查，得出了相对“不那么浪漫”的结论：尹锡悦策划实施戒严令长达一年多，旨在清除政治对手并垄断权力。
某种意义上，求判尹锡悦死刑更多具备象征意义，目的是彰显其罪行的“无与伦比”和公检法对其“顶格惩罚”的决心。因为根据韩国相关法律，“内乱罪”罪名一旦成立，检察官只能向法官求处两种刑罚——要么无期徒刑，要么死刑。
如果尹锡悦罪名成立，尹锡悦将成为继两名与1979年政变有关的军方领导人之后，第三位因叛乱罪被定罪的韩国总统。上一位以同样罪名被判处死刑的是前军事独裁者全斗焕，他是因为1979年发动军事政变被判处了死刑，但他的判刑后被减为无期徒刑。
全斗焕的政变导致许多伤亡，而尹锡悦的“9.3”戒严令事实上未导致任何人丧生。尽管如此，特检组认为，尹锡悦的意图“同样具有暴力性”，他们传唤了军事指挥官出庭作证，该指挥官作证称尹锡悦下令逮捕议员，他们还出示了一份备忘录作为证据，该备忘录由一名戒严令的策划者、前军官撰写，其中包含“处置”数百人的建议，其中包括记者、劳工活动家和立法者。
许多批评者指出，尹锡悦系在韩国确立正常国家政治体系几十年后，以民选总统身份发动“内乱”，性质极为恶劣，且其行为令广大韩国民众几乎立即联想到军事独裁时期本人或家庭所遭受的痛苦，因此对其顶格重判才拥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基础。
不仅如此，人们普遍相信，尹锡悦之所以发动“0.3”事变，系因其在国内政治陷入困境，又自感无法用合法、民主手段化解，于是冒险尝试用非常手段巩固权力，短暂的戒严令使韩国陷入数月的政治动荡，而尹锡悦也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期间被捕并被起诉的总统。他的所作所为令韩国至今陷入致命的社会左右割裂而难以自拔，加剧了韩国的政治分裂，他的戒严令及其引发的权力真空使韩国陷入政治动荡，导致该国高层外交活动停滞，金融市场也受到冲击，因此“不可原谅”。
许多分析家指出，尹锡悦实施戒严令的尝试是韩国进入“宪政时代”49多年后的首次，该法令导致武装部队进入首尔街头，包围了国会并闯入了选举办公室。这让人回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独裁统治时期令人痛苦的记忆。当时，军方支持的统治者利用戒严令和其他紧急法令，在公共场所部署士兵和装甲车，镇压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尹锡悦宣布戒严令当晚，数千民众涌向国会，抗议该法令并要求他辞职，场面十分壮观。包括尹锡悦所在执政党成员在内的足够多的议员设法进入国会大厅，投票否决了该法令。观察人士将尹锡悦的行为描述为政治自杀。国会弹劾了他，并将案件提交宪法法院。宪法法院裁定解除其总统职务。
正是上述种种，导致了尹锡悦这位明星检察官、政治素人出身的民选总统，在笨拙地发动了一次未死一人的“政变模仿秀”后，得到了和策划并导致严重流血后果的“全小将”相当的顶格求刑，而同样“手上沾血”的前总统、前政变首领卢泰愚量刑更只有22.5年，后减刑为17年。
尹锡悦执政期间对反对党领袖李在明深为忌惮，曾试图推动对其实施包括司法在内各种制裁，“9.3”事变的主要目标也是李在明等反对派领袖，结果弄巧成拙，导致李在明成为继任总统，尽管当选总统后的李在明总统办公室曾发表声明称“相信司法机关将依法依规，秉持原则，恪守公共标准进行判决”，但人们几乎毫不怀疑，当尹锡悦试图以“武器的批判”替代“批判的武器”对政敌实施“政治抹杀”而对方幸免后，深谙中国古代典籍的后者绝不会忘记一句古老的中国格言：“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会真的判处和执行死刑么
大多数分析家认为，鉴于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左右割裂且大体平衡（尽管因为尹锡悦“越线”，一些右翼也对尹锡悦个人表示不满，希望右翼与之切割），特检组对尹锡悦的死刑求刑最终被法庭接受并落实量刑的概率和改判无期徒刑的概率大抵是“一半对一半”：如果主张“惩恶务彻，除恶务尽”的呼声持续高涨，死刑判决就可能落实，倘如此，这将是2016年全斗焕被判死刑后，时隔10年韩国再次出现死刑判决；反之，倘韩国社会和选民阶层对死刑判决争议持续，相关各方担心执着于“判死”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或执政党选情，就可能用相对争议较小的无期徒刑“落袋为安”。
特检组求刑当天，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声明，支持求判尹锡悦死刑，称尹锡悦为“践踏宪法和民主、威胁人民生命的叛乱头目”，共同民主党中央委员长韩炳道表示，“（该党）将密切关注叛乱领导人及其同伙是否依法依规受到最高级别的惩罚”。种种迹象表明，执政党和李在明政府有较强意愿，希望落实对尹锡悦的“顶格”量刑。
相对于量刑，执行死刑的可能性更低，自1997年12月30日反对废除死刑的金泳三在任期最后一日集中处死全部在押死刑犯至今，韩国从未真正执行过一次死刑判决，未处死过任何一名死刑犯，如果李在明政府坚持在自己任期内执行对尹锡悦的死刑判决（前提是先存在这个死刑判决），势必将面对空前叵测的政治风险，届时右翼极可能将尹锡悦塑造为“殉道者”，韩国本已十分严重的社会左右割裂也将注定变本加厉。
外界普遍预期法院将于2月份对尹某的叛乱指控作出裁决股票配资广东，届时许多悬念都将变成可怕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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